小組在將臨期第二週，特意一起以新鮮的材料製作聖誕花環。製作期間那些尤加利葉、尤加利果、松栢、貴族松的香氣充滿整個空間，非常療癒。過程中有說有笑，還有互相幫忙的時候。最後我們還一起禱告，紀念戰火中烏克蘭的信徒、難民、在香港經歷苦難的人，願記念和實踐將臨期的日子，能帶平安、喜樂和盼望給他們。
「將臨期」一詞原拉丁文的意義為「來臨」，依照教會禮儀傳統，它有兩層重大的意義。第一，將臨期首先準備慶祝基督的第一降臨（祂的誕生）；第二，是期待迎接基督第二次的光榮降臨（世界末日）。將臨期是教會禮儀年的開始。
將臨花環（Advent Wreath）源自德國基督教會，意在幫助信徒在聖誕前作準備。將臨花環是用常青樹枝編織而成圓圈或花冠，傳統還會加上蠟燭，象徵基督真光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，把我們的腳步引到平安的路上。」（路1:79）花環本身象徵「時期已滿」時基督就來到l的永恆與無始無終；長青的樹枝象徵希望、永生與上主之不變，基督的誕生為了帶給人類真光，使我們分享永恆的生命。
文：某信徒
Dietrich Bonhoeffer（潘霍華），一位近代德國神學家，華人教會對他了解和熟悉來自於幾本經典著作：《追隨基督》、《團契生活》、《獄中書簡》等等。他為教會留下了豐富並入世的神學思想，對應我們現代的信仰的危機。
他一生的見證是信仰思想與行動的一貫性。他相信基督和衪的教會必須要身處世界之中，並為他者而活。「信仰」，是活出來的生命，信心必須轉化為行動；不是收窄在一種狹窄的敬虔意識之中，而是觸及存在的每一個面向。
潘霍華在二戰時期身處德國，他敢於批評和回應納粹政權的行動，使他成為德國政權的眼中釘。1939年他有機會離開德國，在美國看似可以過著新生活的日子，但經過一番掙扎，明知回去德國是危機重重，最終還是選擇回去。
「我來美國是一個錯誤的決定。我必須要與在德國的基督徒於我們國家的歷史中，共同渡過這困難的時期。若我沒有在這時刻分擔我人民的困難，那麼我將沒有權利參與德國之後的基督徒生命重建……在德國的基督徒正面對著可怕的選擇，是情願他們國家被打敗，以至基督教的文明或許能存留；還是情願它得勝，以致毀滅我們的文明呢。我知道我當選擇那一個，但我卻不能在一個安全的位置上作這選擇。」
當然任何行動都必然會有冒險的成分，特別是這種投身在當時動盪的社會環境之中。但他表示選上了他應當做的，把自由和結果交給上帝，就在榮耀中得以完全了。
回到德國的幾年之間，他參與了偷運猶太人出境，雙重間諜及推翻希特勒的行動。1943年被捕下到監獄，失去了自由，雖然在早期曾表達過挫敗，亦跟朋友的書信之中，曾表達有懼怕的一面。
在他最後的日子，在獄中的生活，他卻表達心中有著喜樂，源於體會自己與上帝的現實交滙，對比於私慾和取悅其他人行動，也都不能與上帝的實在相題並論。觸及到關乎永恆上帝的現實，把他從世上妄念困惑中釋放出來，把生死與萬事都交與上帝。
讓生命映照上帝，不是以觀眾的態度來面對世界，而是委身和參與在世上的行動，按著他的神學倫理思想，「基督在世界裏面，世界在基督裏」。世界當下處境的呼聲便是基督的要求，他願意冒著自身存在的危險以生命來回應。
1945年4月，距離戰爭結束前兩星期，他被處決。對他而言，他對生命的熱誠和為信仰推動而行事的執著，確切見証著重價的恩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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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：Geoffrey
玫瑰？薔薇？花店寫下是「玫瑰」，便是玫瑰吧，先帶回家。
種了不久，花凋了，葉也掉下了，只餘下有刺的枝子，好失望。本來盛放的玫瑰，已不存在，也想棄掉它，只是未有時間處理。
過了一陣子，奇怪地見到一些很小，青綠色的小點在花枝上，原來是嫩牙。想一想，不如移它去大一點的花盆，換點新泥，加些肥料，澆澆水，放在露台上，再看看吧。過了一段時間它長出茂盛的枝葉，還有兩顆大小不一的花蕾在同一花技上。本來玫瑰是一株一花的，薔薇才是一株多花，現在我也弄不清它是甚麼花了。
到了花開時，才發現是黃玫瑰。好開心，是自己最喜歡的花朶（因之前買下有不同顏色的，不知會開什麼色的，所以好期待）。更奇怪的是，先開的玫瑰是淡黃色的，之後開較細小的玫瑰是鮮黃色的。在我來說，第一次同一時間種出雙玫瑰已神奇，在同一株花的顏色竟然有分別，多神奇。
走向恩典之路
忽然想起不少經歷，有感而發。一盆被人嫌棄，想棄掉的花。想起好像從前的我，不濟於事，找不到方向。在迷惘中，在人海中飄浮，被人遺忘。
到底我是甚麼呢？是罪人丶兒子丶丈夫丶父親丶同事丶員工丶朋友丶同學丶鄰居……
當主耶穌出現，在茫茫人海中尋找揀選我、栽培我、教導我、使用我，引領我走向恩典之路。「他對我說：『我的恩典夠你用的，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』所以，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」（林後12:9）
起初我以為是我幫你，其實是你在幫我。有機會參與教會舉辦的家長教育班，學習如何面對教養孩童的問題，改善家庭關係，轉化生命。多了思考，為對方着想，常存同理心，有能力便去幫助別人，一生受用。就如箴言22: 6所說：「教養孩童，使他走當行的道，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。」
有了主耶穌的救恩，得從罪裡釋放，自自然生命就不一樣，好像這株玫瑰，再次將最美的一面展露。現在的我不時參與社區關懷活動，藉著主基督的愛去愛護別人；正如記載在馬太福音22章37至40節，耶穌的教導：「耶穌對他說：『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你的神。這是誡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 其次也相倣，就是 要愛人如己。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⁰道理的總綱。』」
願主耶穌的恩惠，天父的慈愛，聖靈的感動……常與我們同在，阿們。
文：kai
一天帶孩子到圖書館借書，無意中看到這繪本，不用十分鐘便看完，卻被書中的圖畫和文字所感動！
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許多人活在納粹黨的恐怖獨裁統治之下。當時有一位鮮為人知的伊雷娜‧辛德勒（Irena Sendler, 1910-2008），她毫不畏懼強權，冒險幫助猶太孩童，不讓他們被帶至納粹集中營。為了讓孩童未來能夠與父母團聚，她記錄他們的真實身分，並且保存在瓶中。即使遭遇生命危險，伊蕾娜仍然無私奉獻，展現了女性的勇氣、柔軟與堅韌。最終，她拯救了二千五百名猶太孩童。
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時，伊蕾娜是一名護士，在華沙社會救濟局工作，負責管理華沙的救濟食堂。1942年，納粹在華沙建立了一個「Ghetto」，即猶太人集中居住區。伊蕾娜看到區內極差的生活條件，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，於是她參加了 「支援猶太人委員會」。很快，她與許多猶太家庭建立聯繫，主動向這些家庭建議，讓她把他們的孩子帶出集中區。這意味著父母要決定是否與兒女分離——如果選擇不，那就只能等死。究竟是選擇全家一起行到生命的終點，還是與兒女分離讓他們有一線生機，這是很艱難的抉擇。
伊蕾娜的行動讓這些家庭的孩童有一線的生存機會。她也是一個母親，她完全明白，行動的困難就是使家長接受與孩子分離。有時候，當伊蕾娜和助手去探訪一些家庭，試圖說服他們改變主意時，卻發現這些家庭已被強行押上火車，駛向死亡之地了。此情此景更堅定伊蕾娜救助猶太孩童的決心。
若只有她一個人行動當然沒有可能成功，當中有很多人也在自己的崗位暗中幫助，有朋友與她同行，有社會救濟局的人幫助製造假證件，有牧師幫助在出生證簽名，有高級官員幫助在身份證簽名，每個人都是冒著生命危險來行動。當時華沙城到處是冷酷無情的告密者，納粹秘密警察每天四處搜尋從隔離區逃跑的猶太人。
這樣沉重的故事，製作成兒童繪本，為何要讓孩子接觸這些殘酷的歷史？有何意義？讓他們活在童話世界不是更好嗎？筆者沒有答案。但筆者相信小孩子的能力，他們未必完全明白，但當繪本中的圖畫和文字，進入他們的閱讀世界後，他們會用自己的思考方式去理解，我們也可以提供適當的引導。
我們作父母的，普遍期望可以給孩子一個健康平安的環境成長，讓他們能擁抱開心快樂的童年，學習人生中各種功課。可是大環境的變化，從前成長的地方消失了，我們感到憤怒、沮喪、無語、無力……內心充滿不確定與不安。而現在孩子所面對的學習與成長現境，複雜得連我們成人也吃不消，要做一個善良的人，又要教導孩子善良，充滿著艱難與挑戰。
伊蕾娜的行動正正鼓勵著我們，縱然在黑暗艱難的環境下，人可以堅持自己的決心和意志，有勇氣地選擇善良地生活，善用自己的身份救助危難的人。其實她與我們一樣，都只是平凡的人，對大環境的變化沒有任何改變的能力，但在自己細小的範圍內，其實還有不少事情可做。
過去，我們像深深地被跌了一跤，身體被外力一撞倒下，動作停滯了，時間停止了，身體受傷了，甚至連要行的路也被破壞了。被停下來的時候，讓我們回望整個過程，從而了解和明白跌倒的真實感受和狀態，才能重新站起，再重新學習，繼續人生的功課，繼續在黑暗中燃亮微光。
「我本來可以做的更多，自責將伴隨我到死。」
「我播下的不是糧食的種子，而是做好事的種子。盡力組成做好事的鏈條吧，讓大家都來呵護它，讓好事越做越多。 」 —伊蕾娜．辛德勒
文：小女子
有些人的性格是循規蹈矩，喜歡及享受生活平淡而不需大變化。當遇著突如其來的改變，會令人心情及腎上腺飆升。不過，這三年反覆的政策及疫情發展，打亂所有人的節奏，讓不喜歡突變的人也要經驗改變。
正如這棵小苗，因著改變慣常的生長方式，起初也是無所適從。它只是用最基本方式求生存，以根吸水，用葉進行光合作用。
有一天，它突然發出新芽，繼而出現數片新葉。看見它發芽生長那一刻，我感到詫異，它也提醒我要以另一角度去面對現況。在不慣常的方法，它卻找出生存之路。只要根基穩固，不離開泥土，它也有辦法活過來。
這棵小苗提醒我，只需要持守最重要的價值、信念及盼望，那必可以成長。正如現今身處劇變的環境，我們沒有能力改變，基督徒需繼續持守著對基督的盼望、信心及真理，仍可在惡劣中成長。面對不斷改變的環境，雖是痛苦，但不變是我們可以在天父的愛中得力。
文：manki
人一生花大量時間說話。無論是屋企的日常對話，和朋友吃飯的一席話，在茶記酒樓的打牙骹和閒言閒語，抑或內心獨白，對生活的感受、叩問，都是字句砌成的話。人一直把話從心裡掏出來，不耐煩的應該會覺得「有咩好講吖？」濱口龍介的電影《Happy Hour》（港譯《歡樂時光》，2015）就不怕煩，花功夫讓人說出心中所想，聆聽對方心聲。
四位主角是閨蜜，生命各有難處。櫻子結婚多年，悉心打理屋企。丈夫勞碌奔波，無暇顧家，和櫻子的內心絕緣。兒子青春期情竇初開，父母又不知如何是好。小純打算和結婚八年的丈夫離婚，丈夫不肯，死纏爛打鬧上法庭，兩人沒有家暴性侵等戲碼，只有「我老公把我殺死了」一句聽起來莫名其妙的控訴。芙美是藝術場地負責人，同身為編輯的丈夫在公事上有交集，公私難分，丈夫又一味工作，同年輕作家愈行愈近，芙美心有不甘又很難開口。四位閨蜜，唯獨阿明單身，她身為護士盡忠職守，放工暢飲狂歡，在公在私凡事認真，做到最好，想不到會給別人無形壓力之餘，自己又鬱鬱不歡。
電影沒有高超的剪接、特技、調度，只有無數場對話：十幾人、幾個人、兩個人；和閨蜜、和陌生人、和屋企人、和上司下屬、和新相識、和恩人……整部電影由話語場景織成，就好像Happy Hour會做的除了對話，還是對話。那些話同現實生活買醉時說的話有甚麼不同呢？為甚麼刻意要拍一部電影呢？電影呈現的並不是閒話、空話、廢話、大話，而是心底話，例如小純在法庭上、丈夫面前說的那句「我老公把我殺死了」就是真實不過的心聲。當然可能略嫌誇張，不過情感世界應該自有法碼，沒有受常理束縛吧。不妨挪用一下莊子好了：「哀莫大於心死」。
小純那句話不知要在心裡醞釀了多久才能吐出。電影約五小時，絕對沒有妄想心底話一下子就能曝露。對話並不能一步登天，時間是條件。心底話也許要分很多次，「逐啲逐啲」來來回回重重複複才有機會講出口。自己講出口是一步，對方聽入心又是另一步。舉「拒絕」為例子，無論是街頭遇到慈善籌款，抑或受朋輩壓力跟住做乜乜物物，抑或屋企人運用「為你好」戰術連環壓逼，抑或情人死纏爛打，到頭來都是同一個問題：究竟要怎樣說，用多少力氣，花多少時間，對方才能把那句「唔要」聽入心？電影並沒有回答，但有提示：很多幕角色說話也直望鏡頭，似乎提醒，直望對方雙眼是令對方認真對待自己的第一步。
電影暗示時間是談話條件，這種時間不只是有尺度可量的物理時間，更是又厚又密、可以拉長縮短、忽然躍然眼前的情感時間。這也打破了「相識多年心照不宣」之類的常識。有一幕，四位閨蜜去溫泉旅行，夜晚在旅館房間打麻雀。櫻子提起自己要在法庭上聽小純剖白，才第一次碰見小純的內心，覺得大家「認識很久卻又似剛認識」。櫻子彷彿在提醒，如果有時間但沒有情感，幾多年關係也只不過是自以為熟識。這句話還揭示了人心無法窮盡。認識一個人，相處多久也好，每次交談也可以是歷險，談感受，說心底話，求真。逃出幻像旋渦，回到自身自心，望著對方雙眼，打破各種既有敍事，冒著改變關係的險把話說出來。這樣就有可能像小純渴望的一樣，「觸碰到對方的靈魂」，這樣就可能有另一種政治。
「人情紙咁簿」，生命中的關係沒有穩定可言，十年夫妻，廿年朋友，幾十年屋企人，都可以一夜變成陌路。也許只能在關係瓦解之前向四位主角偷師，借點勇氣，學習把難解的感受說出口，剔透地傳到對方心窩，讓生命好過一點。
文：CM
對話在合一中很重要，因為這樣才能有空間知道自己可以犯錯，自己的立場可能有偏差。對話是必須的，因為能引發思考，但思考卻是費力。思考讓人面對最深層的自己，自己的世界觀，如何看待不同的人，此察驗需要一定的勇氣。
以我為例，自己一直對社會議題關注度不高，《2022年普世合一運動社會牧職暑期實習計劃》讓我直接面對一系列社區關懷服侍。一開始我便決定以開放的心態面對自己有興趣的議題，和相關神學概念及知識，但接觸的神學概念愈多，「腦爆」的情況也愈多。「腦爆」是因為很多未曾接觸的概念一下子湧進腦海裏，當你以不抗拒的心態面對時，很容易被那些新知識影響。過程中亦發覺自己以往的不足，對某些知識、議題完全沒有認知及關注，甚至與自己的世界觀有偏差。
個人而言，突然有種虧欠感，看見對方有需要但沒有出一分力。我不是想在這裡過度描述個人對自身不足的悲觀感受，而是要以完全開放的心態讓新的事物，無論是硬崩崩的知識，還是活生生的他者，讓那些事物進入自己的生命，某程度上需要一定的勇氣。有足夠的勇氣，願意承認自己不足的心，才能夠有對話的條件。
遇上他者
但是，以一個完全開放不抗拒的心態面對不同的神學觀念，不同的他者是否一件好事呢？實習到了中期，累積了一定的接觸和體驗，腦袋開始應付不了龐大的經驗體會，心情亦有點壓抑。在與別人傾訴時，不知不覺間像是沒有了自己——當他者及新的知識和概念不斷地闖進自己的思維，對事情的看法會因這些「洗禮」而受到挑戰和更新。
理想的情況下，更新當然是好事，但也別忘記，更新也代表了抛棄舊我，過往的想法及前設都一一拋諸腦後。亦因為如此，我有點兒辛苦：明明是如此希望代入那些群體的想法當中，明明那些神學觀念亦有他的見解及理性，明明我是如此不希望自己抗拒他們，但原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也有自己的觀念。應該這樣說，每個人都總有自己對事物的看法，這些看法是社會、家庭、教會等長時間建構而來，一下子拋棄以往的建構框架是不可能的。儘管起初我是採取不抗拒的態度面對所有事物與他者，但我失去了自己的獨特性，失去了自己的主觀感受，失去了與他者對話下一步所產生的思考。某程度來說自己對事物的看法可以是他人眼中的偏見，但若然要有對話，不但要有承認自己不足的心，更要承認自己有抗拒的想法。
合一等於相同？
那麼，問題便來了，教會中的合一是什麼一回事呢？如何有抗拒的想法同時又有上帝想我們的合一？抗拒的必要性在哪？當然，聖經中不同的經文揭示了上帝所希望的合一是什麼，而且香港教會也會追求合一。但是，信徒有時候也會弄錯合一的真正意義，盲目的認為接納他者就是希望你我相同，更極端的會認為只有信徒之間的相處才能達到合一，忽視了非信徒的想法。但這樣故固步自封，只會消滅了對話的可能性。
是的，我們作為基督徒，一定有聖經提供行事為人的生活準則。我們跟隨這些準則時，有時候確實會抗拒所謂「世俗」，甚至是各宗派的想法。隨波逐流的信仰並不理想，缺乏思考的想法即使能合一亦只是虛有其表的合一。所以，抗拒的必要性就是證明自己的思考過程。一旦有抗拒，代表既有的前設及新的想法在碰撞和衝擊，正是每人在信仰中應有的思考和理性，才對得住上帝賜與我們自由意志的舉動，而當每個基督徒甚至人都能夠容許他者有其獨特性，合一才有其意義。